回眸故土

一

　　在陕北延川县秀延河边离县城30多华里处，坐落着我的家乡王家河村。

　　我19岁参军，参军前没见过火车，连离县城只有80公里远的延安都没去过。改革开放前，家乡从村到乡连条架子车路都没有，运输方式就是人挑、肩背、驴驮。自然条件恶劣，山高地贫，山门就爬坡，干旱少雨，靠天吃饭，温饱不仅是村民的头等大事，也是政府的难解课题。

　　在家乡的日子，我放过羊，扶过犁，拾过粪，锄过草，喂过牲口，背过石头：吃过糠，咽过菜，受过冻，挨过打，人间的苦难样样经历过。人穷不如鬼，酒淡不如水。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连最基本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，自然也就失去了人格和尊严，常常听到的是冷嘲热讽，看到的是轻蔑冷漠。

　　在年复一年的苦难折磨中，为温饱辛苦劳作的父亲许下心愿：6个儿子都要成为大学生，6个儿子都要成为国家干部，6个儿子每人一孔窑洞。这在当时实属宏愿。理想与现实承载力的巨大差距，让父亲和我们兄弟为求学历经苦难，这些艰苦的经历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　　那时候我觉得家乡充斥着饥饿、贫瘠、灾害、愚昧和落后，也曾幼稚地抱怨老天“造势不公”。到县城上学后，我常想，父母为什么不是城里人?我的祖先为什么不定居在关中平原?那里风调雨顺，沃野千里，走的足平坦大道，吃的是白面馒头。

　　参军后，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变化、年龄的增长、社会阅历的丰富，最初的那些幼稚想法渐渐荡然无存，而我对家乡和家乡的一草—木则更加眷恋。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生命和成长的摇篮，生活着我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，更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沉淀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，让我感到无比自豪。

二

　　家乡到处有文物古迹。

　　本世纪初，在我们村发现了竹子的化石，证明家乡在远古时雨量充沛，气候温和。

　　乡政府对面神圪塔山上的“神圪塔山遗址”属于龙山文化类型，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。出土有房址、陶窑窑址各两处，石器打刻坊址一处，还有大量的陶片和石器。陶片为夹沙陶和彩陶，主要纹饰为网纹、绳纹、玄纹和方格纹‘陶器可复原的有甲、鬲、瓮、鼎等，石器有斧、锛、铺刀等。这些表明，在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。

　　村南一华里的地方，还发现了西周村落遗址，挖掘出大量的粗沙陶、泥陶、彩陶、黑陶以及瓮、罐、碗、盆、鬲和带孔、不带孔的石斧等实物及碎陶片。这说明在西周这里就已经有刀耕火种，渐现人类文明雏形了。

　　有如许多的历史遗迹，难怪我们一个小村庄的名字能挤进郭沫若的《中国史稿》中。

　　过去，在陕；比有一句俗话：文出两川，武出三边。两川指的足延川和宜川，三边指的是定边、靖边和安边。延川就是家乡所在的县。

　　我们县东土岗乡黄河边上的伏义村，据传伏羲曾经在那里驯兽为畜，并且根据黄河的S形大转弯发明了太极八卦图和阴阳学理论。

　　伏义河黄河大转弯气势雄伟，摄人魂魄。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多次深入此地考察写生，并将延川的布堆画、民间剪纸推向全国，介绍给世界。靳老先生及延川贤达人士将此地命名为乾坤湾，吸引了大量媒体和知名学者、画家等前来观光考察。现在这里游人如织，已成为来延安游客的必去之地。在乾坤湾旁边的小程村发现了匈奴人修建的千年古窑，这类建筑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墓就在我县东南部。县缄西南部的雁门关，在唐朝时就成为全国26个重要关隘之一。

　　丰富的文物古迹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。

　　远的不说，曾在家乡工作过的杜鹏程，北京插队知青史铁生、陶正，以及土生土长的曹谷溪、路遥等人，都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三

　　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只有三四百人的家乡王家河村，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缩影，也是很好的革命教育基地。

　　早在1925年，李嘉谟(1928年在省委工作时被活埋于西安红庙坡)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建立了地方党组织。1932年，高朗亭(后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等职)在县委领导下，夺取永坪镇民团枪支，成立了延川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。摘自木木读者在线阅读。这是当时陕北最早的革命武装。后来，陕北特委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。经过数年的流血牺牲，到1935年，家乡得以完全解放，县、区、乡三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。同年9月，程子华、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我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师。

　　为迎接中央红军，延川县人民一次性为中央红军缝制了4000多套服装。党中央到达延安后，在延川居住或路过的村庄多达二三百个。在1936年红军东征时，中央领导人的书信电报往来中，多次要求延川县备足支前人力及战争所需的粮食、牲口、船只、担架等物资，井在多处设立兵站、医院、兵工厂及服装厂。

　　红军东征回到陕北后，在延川县杨家圪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毛主席作了《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》的报告，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(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》。该通电标志着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对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，推动全民族抗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随后中央又在延川县太相寺庙内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，中央要求部队克服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，同时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，并决定红军西征。这两次会议为日后党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。

　　为了解放事业，家乡先贤奔赴四面八方，为国捐躯的达1000多人，而在后方的农民也毫不逊色。1937年到1941年的5年中，全县为支援战争交的粮食增加了近20倍，全县6万人中就有1万多军屈。普通农民每年支前达30天左右，担架队更是从本县走到了山西，甘肃的天水、兰州等地。农民的每头驴每年支差18天左右，至于支援部队所用饲料、养护伤员、送信等杂项差事更是不计其数。

四

　　身处盛世太平年代，家乡人从未忘记过先烈们的丰功伟绩。1988年，县政府为纪念他们的不朽功勋，重新修建了延川县革命烈士陵园，习仲勋同志为陵园题写了园名。在众多烈士中，有习仲勋的战友杨琪(最早为陕北红军八十四师师长，毛主席到延安后他参加东征时牺牲)、杨灏(西北军委副秘书长)等人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家乡村村通了柏油路，城里的家用电器一样不落地在乡村安家落户。如今，红枣种植已成为家乡的支柱产业。枣树和其他树种覆盖了山坡陡洼，站在山顶，向四周远眺，你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之中。枣花飘香时节，沁人心脾的甜香味阵阵飘荡，有人说，要是在城里感冒了，不用吃药打针，回到家乡的山上转一圈就好了。

　　有首歌叫《常回家看看》。自从父母辞世后，我回家的次数有所减少，但每年至少回去一趟，除祭拜祖先外，还要看望—下乡里乡亲。每当我和父老兄弟们粗糙的手握在一起，望着他们并不鲜亮的服饰，我心中常常会生发诸多联想。要不足父母当年忍饥挨饿供我上学，我或许仍在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为生计疲于奔命。因此，我每到父母坟前上香祭拜时，总不禁热泪死眶。

　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我的乡亲们大多有着古铜色的脸庞，穿着褪色的衣衫，佝偻着腰，手像树皮一样，张裂着—道道口子，可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每当问起他们的生活时，他们脸上就露出满足的笑容：“咱可不能亏说公家，受苦人(陕北对农民的称谓)什么害灾(指各类税赋)也没有了，还给老年人发钱，看病也能报销一些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村上还通客车，进城都是坐车，谁还行走哩?说话做事要凭良心，人要知足哩!”乡亲们的生活其实并不算富裕，可他们却如此豁达、知足、感恩，他们的真诚朴实，每每激发山我内心深处强烈的感慨，让我感到自己其实很渺小。家乡给了我精神的滋养，家乡的父老兄弟永远是我生活、处世的老师，他们鞭策着我，激励着我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我唯有更加眷恋，更加努力，作山我自己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