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家书・我的家园

　　我于传统“家书”即给家人写信，是颇为偏爱的。这一半的原因是我乐于用这种形式与家人交流，那另一半的原因呢，当然是家人也愿意用这种形式与我交流。

　　早年我在家住的公社革委会即现在的乡政府工作，离家不过三四里地。那个年代，人们把工作岗位视为必须坚守的阵地和哨所，是不肯也不能轻易离开的，因而我很少回家。每有乡邻来公社办事，我便急忙写封信捎给父母，但那不过是几句无关紧要的话，有时还是几句顺口溜式的打油诗。我的母亲，是乡邻公认的“文化人”。伊是上过私塾、读过俗称“老书”的，能写毛笔字，会珠算，闲暇翻看黄得发黑的古书常至深夜的习惯保持终身。在我读小学时，伊就教我“之、乎、者、也”之类文言助词的用法，我却当时茫然、后来茫然，现在依旧茫然，终究不会用，由此导致伊认定我有些蠢笨并在乡邻长者面前说起且被我听到。然而，伊每每看到我给她写的信便夸我聪颖，且见信必复，只是伊不会用现代标点符号，早年是一“句”到底，后来是一“逗”到底，激情飞扬时既不”句”也不“逗”，一以贯之，让人读起来颇有些费劲。给儿子写信复信的习惯，伊也保持终身。

　　三十二年前我离开故园，上了大专学校，在那里寻了许多陈旧的和时尚的书来读，方知晓“柳毅传书”、“鸿雁传书”的感人故事，方领略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叹息和“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”的凄凉，还有那“凭君莫射南来雁，恐有家书寄远人”仁慈君子的悲天悯地，和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英雄豪杰的似水柔情，并读了两三本名人家书。于是，更有了些给家人写信的热情。那时，对母亲的思念就是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城里，伊在乡里；后来有了恋人，对恋人的思念也是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城，她在那城；再后来儿子长大成人出国留学了，对儿子的思念还是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东土，儿在西域。

　　由于母亲与我、我与母亲长年书信往来，使我俩得以超越母子关系成为既无话不可说又有话不必谈的挚友。母亲给我的信，是不只叙说思念之情的，常要引伸出一些“春秋大义”，以尽伊教子之责。伊最看重的，是“百善孝为先”。伊解释道，这不仅是为了儿女对父母好，更是为了儿女自己好。伊引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伊随即写道：“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一个孝顺男儿，于祖居之国，于所在之党，于领导尊长，于同仁亲友，是难行背信弃义之事的，纵要杵逆，也有忌惮，纵要变坏，也有边缘”。伊仍然是一“逗”到底。我未娶妹未嫁时，一家四口，三名党员。母亲早年也是大队干部即现在的村干，为了支持父亲当好大队支书，伊便放弃担任队干，然而伊于公家之事还是那样关心和热心。对伊的话，我是真信的。特别是在伊离世后，我偶为个人毁誉得失、人情冷暖炎凉而戚戚时，便坐在伊的遗像前与伊对视，由此想到母爱、人爱、天下大爱——我们党、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的大爱……。呜呼！吾身非吾有，一半属吾父吾母，一半属吾党吾国。于是乎，戚戚之事也就释然了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。

　　我给母亲最后一封信，是在伊身染沉疴之后。那时，我依旧是不肯轻易离开工作岗位的，一切交由妻料理。不想，医生打开母亲的腹腔发现已是重症晚期。此讯于我，不啻晴天霹雳，我十万火急前往探视，夜侍母侧，话至天明。我表示，在我50岁以后，若于公无大碍，便辞去一切公干，专心伺母。伊说，好则好，只怕自己捱不到那一天。我回到工作岗位后的当夜，涕泪长流满衣裳，“欲作家书意万重”，长坐不起，和泪而书，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，历数自己伺母不周的种种罪过。数日后，收到母亲在病榻上写来的短信，伊写道：“收儿长信，很是伤感，不禁老泪纵横，病乃天命使然，非儿之罪，儿不必过于自责，余将肠胃之痛视为小疾，未予重视，亦未说与儿听，不料竟致不治，恐不久于人世，黄泉路上，余心无憾，有尔兄妹，最事孝道，堪称余心”。伊依旧是一“逗”到底，然而，伊的生命却即将成“句”。数月后，伊遗下爱子兼挚友溘然长逝，至今已是一千八百三十五天。幼年丧母是为人生大哀，中年丧母我以为是人生大苦。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，寻寻觅觅，悲悲戚戚，心无所驻，情无所倾，几同孤儿，苦不胜言，唉！窗外正下着大雪……

　　在母亲与我长别两年多后，我来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这个“家”。我是历来主张在一个单位一个班子一个团队里，同仁诸君，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，胼手胝足，朝夕相处，当有“家”的氛围，但不能有“家长”。我有一种工作方式，就是有时给同仁部属交待一些具体的工作，常用信的方式写下交给对方。这于我来说，以为可供对方备忘，更利于其准确把握，问心都是好意。然而，当事者往往不予称道，谓我忧心太重者有之，谓我管得太细者有之，大抵都有些烦。但也有认同者，以为这有利于平等交流、友好和谐，并将这些便信集存起来。我心为之一动。因为斯时，我部正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，在机关自身建设方面提出创建学习型、和谐型、节约型机关。若动员部机关全体同志，都将自己在宣传部这个“家”的一些所感所思记下来写下来，将这些所记所写辑起来印出来，对机关“三创”不无裨益。斯时，又逢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天林君来湘公干，赠我一卷《我的2005光明日报家书》。我心又为之一动。与同仁商议可否仿而效之？诸君以为无不可。于是，便委托魏委女士着手张罗编辑出版这卷《我们这个家——2006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》。

　　我以为，用这种方式组织的文稿，是可以心之所至、文也随之的，题材体裁不限，有感有思即可。既可壮士回眸、反顾过去，又可英雄登高、展望未来；既可叙说家事人生之事，又可抒发心声金石之声；既可畅谈理想信念，又可倾诉亲情友谊；既可书飞觞之豪气，也可记飞泪之悲戚。文笔风格或朴实或优美或端庄或诙谐，不拘一格。总之，只要是真情实感、真话实语，均无不可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构建一种机关文化或团队文化的平台，用这个平台传承光大我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，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激情，对同志的友情，对家人的亲情。情之所系，心之所往，科学发展、共创和谐，服务大局、服务群众，“大道”自在其中矣。“衡山西，岳麓东……，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！”

　　完成以上这些琐碎的文字时，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鸡鸣。“刚刚目送归山的夕阳，黎明又在敲响你梦乡的门窗”。抬头凝视母亲的遗像，伊的目光坚毅又慈祥。奔跑吧，不要停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