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成长] 一条骄傲的咸鱼

　　“别人付账值得炫耀，自己埋单更值得骄傲。”毕业10年，对很多同学的印象开始模糊，离校时大伟说的这句话，却刻在我脑海中。

　　我们学校是省内著名的金融高专。2000年毕业后，我去了离家千里的一个县城的小储蓄所。大伟留在了哈尔滨，没有工作。其实，只要他点头，老家信用社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。大伟跟我说，他走出农村，就没想过再回去。

　　大伟送我上了火车，兜里只剩下30元钱。可饭总是要吃的，他表哥在哈尔滨有个不大的浴池，他便在那里蜗居了三个月，烧锅炉、通下水道、刷拖鞋、帮忘带钱的女人记账、给拔火罐的男人买香烟。

　　表哥托关系帮他弄到进机关单位的名额，要交27000元钱。大伟不同意。父亲连夜坐火车来给他送钱。那天，雨下得很大，浴池地漏恰巧堵了。父亲进屋时，他正拿着钩子犯愁。父亲一把将钱塞给他，拿过钩子就通下水道，说：“这活儿不是大学生干的。”在老人眼里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是穿西装端金饭碗的，怎么可能干这样的活儿?

　　大伟最终没去机关单位，他做不到心安理得。父亲东拼西凑的钞票成了他第一笔创业资金。“鑫源音像”的牌匾在他毕业后的第四个月，立在了哈尔滨的土地上。

　　那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店面。10平方米的小屋，柜台里面镶嵌着二手电脑桌，货架后隐藏着脏衣服臭袜子，一平方米不到的卫生间棚顶铺着军训时发的床垫，门口的一对落地音箱在吃饭时便成了餐桌。

　　租碟、卖碟，是大伟的全部营业项目。一天下来，多则赚三十五十，少则挣三元五元。他常常双脚悬空躺在床垫上，想象着明天的生意。货架上，一张张VCD，大伟根本无心观看。那时，他最大的想法就是：赚钱!赚钱!

　　一桶方便面，一根鸡肉肠，一盘花生米，一瓶啤酒，一地烟头。连续两年春节，大伟都没回家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已经无家可归。父亲不肯原谅他，母亲无法理解他，因他辍学的妹妹，也在电话中默不作声。

　　人落魄时，总会遇到更落魄的事情。2003年春，大伟的存折数字刚刚攀升至五位数时，“非典”肆虐，对面的大学封校，他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。

　　无事可做，无处可去，大伟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，有时会一天两三次。现在想想，两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，真是恶心至极的事情。

　　那个年纪的我们，离家在外，没有显赫背景，没有得意事业，没有娇妻爱子，身边甚至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。忙碌的时候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闲下来才突然发现，原来繁华背后，我们不过是孑然一身的傻小子。

　　大伟告诉我，一次，他从两米高的床垫上掉下来，因为醉了，一次，一个女生租碟时投怀送抱，问他有没有别的影碟。一天半夜，对面的音像店老板砸他的玻璃，他攥着臂力器却没出去；一次，有个开跑车的女人叫他小白脸，还扇了他一耳光。

　　“每面镜子背后都是乌突突的水银。”大伟说。

　　如果没有SARS，我想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知晓。那场无法预知未来的SARS敲醒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，我们相约要娶一个懂事的女人，同甘共苦；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，无限辉煌。

　　聊到这些时，我们互相打趣：“加油，哥们儿还年轻着呢!”我们也骂对方不知廉耻，生存在SARS病毒库里，还故作轻松笑谈未来。

　　2005年，我结婚了。大伟没来，他的彩票站刚刚起步。互联网无限发达，大伟拿出全部积蓄买了彩票机器，“鑫源音像”改成了“鑫源彩站”。

　　说实话，我佩服大伟的勇气。八万元积蓄并不是小数目。对于2005年的哈尔滨市民来说，它等同于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，等同于一辆相当不错的坐骑，而对于大伟来说，等同于从零开始，等同于家人的希望又一次被浇灭。

　　大伟说，以前他总是以为。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地人才会为钱烦恼，为未来担心，原来每个人都会。他的彩票站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，三教九流社会熔炉。无论是派出所的副所长、饺子馆的老板娘，还是卖瓜子的、捡破烂的、化工厂的、服装店的，在大奖面前，都是一样的贪婪，一样的真实。中奖了喜上眉梢，错过了神情落寞、捶胸顿足，毫无掩饰，这便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们。大伟说，在他们身上，他看到了自己，更看到了希望。

　　孩子两岁时，我带着妻儿回老家，途经大伟的彩票站，远远看见门口张贴着大红纸。妻子说，肯定是喜报，肯定中大奖了。

　　凑近了才发现，不过是一则招聘启事。问大伟写这做甚，大伟说打算出去做事。

　　“做什么事?这生意不够好，还是钱赚得不够多?”

　　大伟摇摇头：“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离开学校时，我23岁。毕业这六年，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。我不会唱歌，却给大学生推销最新的唱片，我最怕看鬼片，却给顾客声情并茂地讲里面的故事；我跟家庭妇女拉家常，暗示她多买点彩票，照顾我的生意。我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不停地赚钱，为什么?我只是希望在而立之年有资本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
　　“什么事?”我和妻子满是惊奇与疑惑。

　　大伟告诉我，这几年他一边开店一边炒股，已经小有收益，并且在哈尔滨的股票圈里颇有名气。很多彩民都让他帮着看股票出主意，更有甚者，将银行卡给他，让他全盘操作。在他们眼里，大学生还是很靠谱、很有知识的。

　　我突然想起，大伟当年入学分数超过我们学校录取线一百多分。难怪他如此喜欢金融，这么多年却一直做着小本生意。为了这第一桶金，大伟“潜伏”了六年之久。

　　从大伟的店里出来，妻子问我：“他到底为啥那么折腾?”

　　“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，不烤不会熟的那种。”

　　再见大伟，是今年的事情。毕业10年，同学聚会。拖家带口的一屋子人中，大伟显得格外扎眼。仍然单身，仍是帅气的小伙子，只是眉间的皱纹有些重了。

　　“没结婚的唱首歌。”同学开始起哄。心知肚明，22个同学中，只他一人。

　　大伟一笑：“唱什么呢?这么多年，只有一首拿得出手的。”大伟说这句话时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唱《从头再来》。大伟曾笑谈，这首歌他做梦唱都不会跑调，熟能生巧。

　　大伟唱着，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。妻子突然碰碰我的胳膊：“你看见大伟戴的手表了吗?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?”

　　“戴在他手上，假的也值钱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?”

　　“因为价值，更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，一条特骄傲的咸鱼，但总会遇到喜欢这个味道的食客。”